从庚寅之劫到辛亥革命,为什么广州的满人躲过了清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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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,广州,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。
为什么会拥有满族文化博物馆、八旗博物馆、满族小学和满族坟场这样丰富的满族文化遗产呢?
这件事还得从明末清初说起,顺治六年(1649年),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奉命向南进军。他们的八旗军队如同疾风扫过江南,直逼五岭,这一事件被称为“两王入粤”。
庚寅之劫,广州屠杀广州城下,两王进逼,南明军民坚守城池。八旗大军在西城外集结,日夜猛攻。据戴耘野《行在阳秋》记载:
城中人亦撄城自守,男子上城,妇女馈饷,清兵环围城外。
清军炮石矢箭如雨而下,久攻不下。尚可喜在景泰坑铸造红衣大炮,架在西山上,往城里轰击,把光孝寺后面的城墙轰塌了一大截,但仍攻不进城里。
广州围城九个月后,城内出现叛徒,偷开城门。清军趁珠江退潮,西濠水浅,用柴薪铺垫濠底,使水仅及马腹,骑兵顺利跨过护城河,一时万众鼓噪,从城墙缺口蜂拥入城。
城内再次陷入混乱和恐慌,民众披发跣足,四处乱逃,哀声盈野。
尚可喜为报复广州守城九个月,下令屠城七日。
"庚寅之难"是广州历史上的一次严重灾难。关于遇难者数量的记载,在各种历史资料中存在差异。
根据《番禺县志》的记载,死亡人数高达七十万,然而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实在站不住脚。
李一奇在其著作《世变小纪》中提到,死亡人数高达数万。《清史稿》则记载了广州的军民被斩首六千余人,其余被迫逃至海边,结果造成大量溺亡事件。
屠城之后,尸体被抬到城东外,堆叠成山,用火焚化。
时人王鸣雷撰《祭共冢文》,描写屠城后的惨况:
“甲申更姓,七年讨殛。何辜生民,再遭六极。血溅天街,蝼蚁聚食。饥鸟啄肠,飞上城北。北风牛溲,堆积髑髅。或如宝塔,或如山邱。五行共尽,无智无愚,无贵无贱,同为一区。”
满汉八旗的进驻康熙年间,清政府于1681年首先派出1210名汉军八旗士兵到广州,两年后又增派了1875名士兵。
在乾隆二十一年,驻守在广州的汉军八旗兵力减少了一半,由1500名满洲八旗士兵接替。
这些军队与绿营共同守卫广州,原定每三年换防一次的计划最终改为永久驻扎。
满洲八旗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广州城的西侧建立了定居点,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居住区。
这个区域以光塔路为中心,东边界是解放中路,西至人民中路(即西城墙),南至大德路(南城墙),北至盘福路(北城墙),这个区域被称作“旗界”。
在光塔路的北边,是汉军八旗的居住区,而光塔路南边则是满洲八旗的居住区,两个区域是分开的,不得混杂居住。
随着满洲和汉军八旗的迁入,广州的人口构成经历了显著的变动。
他们带来的北方文化,在语言、饮食习惯、服装风格、建筑形式、音乐类型、手工艺技术等多个方面,对岭南地区的原有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。
辛亥革命后的满族直到辛亥革命的爆发,广州的八旗居民遭受了巨大的心理震撼。他们害怕一旦革命爆发,汉人会报复旗人,重演两藩入粤时的屠杀。
在全国范围内反清情绪高涨的影响下,广州的八旗军队意识到抵抗无望,决定宣布“和平易帜”,与清政府断绝关系。
然而,几百年来形成的鸿沟,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填平的。
在驱逐外来侵略者、重建中华民族的那个时代背景下,受到一些激进的国民革命军成员的影响,八旗人寻求自保的愿望最终变成了无法实现的幻想。
回溯到光绪帝在位时期,广州的八旗人口约有3万之众,但辛亥革命结束后,这一数字锐减至1500余人。
在这个过程中,许多满族人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,改称汉族,从那时起,他们开始真正地融入汉族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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